百度 但整个QFII投资于A股的比重和单只股票的比重都不大。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协商民主、“人工智能+”、投资与消费的相互促进、人工智能发展、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张树华：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落地见效】

　　中国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张树华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式民主的特有形式和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协商的本质是寻求利益交集，寻求最大“公约数”，照顾各方利益，以根本利益为圆心画出最大同心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推动社会整合，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协商民主可以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出来，通过交流讨论使各种意见取长补短，避免片面性，尽可能地减少分歧、积累共识。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促进民主监督，提高民主质量和决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逐步形成复合型、系统性的协商载体和平台，并不断发展和自我完善。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落地见效，既需要各协商主体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也需要有制度性原则规定和体制机制保障。首先，要发扬民主精神，以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为主要渠道，促进各协商渠道相互联系、协同发力。其次，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再次，落实好民主协商，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各参加协商主体共同努力。此外，完善民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也需要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增加讨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总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成长在中国大地上，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百花园中的亮丽景观，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绽放光彩。

　　摘编自《学习时报》

　　【黄胜平：正确处理“人工智能+”行动中“加”与“减”的关系】

　　江苏省无锡国家高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黄胜平表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的风险挑战。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过程中，要坚持辩证思维，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加”与“减”的关系，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一方面，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要做好“加法”，加强政策支持和人才培养，努力开发更多安全可靠的优质产品。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开展“人工智能+”行动，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投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协同攻关；要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各种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要加强生态构建，促进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加强合作，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格局；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在做好“加法”的同时，不能忘了做“减法”，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应着力在以下方面做“减法”：减少技术风险，如算法偏见和歧视，数据泄露和系统瘫痪等问题，确保安全可靠；减少伦理隐患，如技术滥用、深度伪造、数据侵权等，引导技术研发和应用符合人类的价值观；减少“数据孤岛”，构建可信数据流通体系；降低试错成本，构建创新容错机制；减轻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结构优化。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我们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中“加”与“减”的关系，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摘编自《人民日报》

　　【刘尚希：实现投资与消费的相互促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认为，投资与消费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资本积累，经济无法增长。而消费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消耗，它还能转化为人力资本，尤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愈发重要。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人力资本则是推动创新的关键。由此可见，消费与投资应当协同作用，无论从稳定经济来看，还是从发展经济来观察，两者是内在关联且相互促进的整体。而投资与消费要想发挥出更大合力，关键在于怎样形成良性循环。从理论视角来看，关键要转向人本逻辑府。投资与消费的合力应从人的需求出发进行理论构建。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而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消费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健康素质、知识获取、技能提升、家庭迁徙等同样重要。从现实视角来看，关键要实现人本逻辑的机制化和体制化。实践中体现在推动市民化的进程之中。市民化不仅是城市问题，更涉及农村的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深化改革，让农民财产权利可估值、可抵押、可交易、可携带。从央地关系视角来看，促进人口流动和市民化应成为中央事权。要实施更有力的财政政策，必须改革央地财政关系，尤其是提高中央本级支出的占比。这一改革对于推动投资和消费的协同发展和人本逻辑机制化体制化至关重要，且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尤为迫切。

　　摘编自《北京日报》

　　【何精华：以制度创新增强人工智能发展动能】

　　上海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何精华指出，新型举国体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其特征是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并综合运用行政的和市场的诸种手段，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这一体制能够高效统筹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磅礴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在很多领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能够为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有力支撑。应以系统性思维构建适应技术特性的制度框架，在政策引导、治理规范与国际协作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在政策引导方面，必须主动谋划、把握方向、抢占先机，以更具前瞻性的政策设计来破解“卡脖子”难题。在治理机制方面，应跟随技术前进的步伐，动态完善政策法规，实现促进发展和依法管理的有机统一，在法治轨道上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构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框架。在国际合作方面，各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携手打造公平、安全、可持续的人工智能未来。

　　摘编自《光明日报》

　　【黄承梁：进一步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黄承梁表示，多年来，我国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了从政策探索到制度定型的历史性跨越，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域协同治理新范式。这一制度创新，以长江、黄河等重大流域以及各地辖区内重点河流的跨区域流域为实践载体，通过重构流域生态治理中的权责利关系，推动我国流域治理实现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从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赢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确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在流域治理领域的具体实践。从实践维度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时代成就，是国家“江河战略”深刻变革的历史必然。“江河战略”作为国家空间治理的顶层设计，确立了“流域统筹、系统治理”的指导思想，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则是这一战略在资源配置领域的具体制度实现，二者在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上呈现深刻的辩证统一关系。也要看到，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和实践性难题。一是补偿标准的科学性问题。二是生态补偿机制与民生发展的转化通道问题。三是市场化补偿机制发育不足。着眼我国“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整体要求，要持续健全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优化路径，打好“组合拳”。一是要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算好“生态账”，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二是要更好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路径。三是要强化区域协同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格局。

　　摘编自《经济日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