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 2016年，黄进岩确诊为肺癌后，依旧兢兢业业为老干部服务。

　　作者：韩立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发展前途命运、国际关系基本规律、大国外交基本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集中体现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立和发展。这为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开辟了新的境界，也极大促进了新时代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创新发展。

　　回顾历史，国际关系学科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并不长。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的，并在改革开放后加速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际关系形势与对策研究为外交实践提供了大量决策支撑，甚至研究本身也成为外交实践的一部分，专业研究人员和从事对外工作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有一定的形势研究水平，外交实践与形势研究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或政策研究的学者，通过开展形势对策研究、撰写研究报告直接为外交实践服务，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世界发展重大问题、重大观念的研究和争论也为外交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参考。但客观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规范化的学科建设与外交实践仍然存在一定距离，还较少通过理论研究来为外交实践提供具有科学性、前瞻性以及深层次的指引，这方面还需要显著加强。事实上，学科导向如何确立、知识体系如何搭建、阶段性重点如何寻找、人才如何培养都必须与时代发展、实践需求紧密联系起来，都必须从时代中寻找和汲取养分，从而实现学科发展壮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一是党的外交理论创新引领我国国际关系学术创新，实现了集群式重大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新的重大理念，以及“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正确的“义利观”、“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等新的指导原则，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新思想新理念，是对世界发展方向和国际关系的体系性设计，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了中国方案，具有高度思想引领性。这些既为各国学者所高度关注和研究，也大大激发了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动力和热情。

　　党的理论创新是本着为党和国家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的，是与现实条件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创新具有高度的严肃性，是对真实世界的客观认识，一经与规范科学的学术创新相结合，必然激发出高质量学术成果。同时，党的理论创新也为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路径指引，大大提高了学术创新的效率。过去十年，我国国际关系学者们使用先进研究工具、科学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开展规范化研究，产生了很多前沿性重要成果，极大拓展了学科的深度和外延，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实现了自创建以来的一次重大飞跃。可以说，党的理论创新充分带动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创新，为学术创新提供了新的广阔领域、研究方向、生机活力。

　　二是党的外交实践创新从需求侧引领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前所未有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定位更加清晰。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中，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重大原则，推进一系列重大外交实践，构建大国关系格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全球治理、维护海外利益、引领重大议题，加强战略部署、深化完善外交布局、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外事工作领导等。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总结新时代我国外交工作成就经验时指出，新时代十年，我们在对外工作中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战胜了各种困难挑战，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我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

　　新时代以来我国重大外交实践，一方面对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巨大的研究需求，需要研究者们源源不断提供智力支持。同时，这也为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提供了空前丰富和鲜活的史料积累，并且还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因此，学科建设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形成了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建设格局。人们常说，时代是思想之母。思想发展与理论创新，必须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既要从时代发展中获取灵感、汲取养分，也要注重跟紧时代，反映时代主题、回答时代之问、服务时代之需。正是在响应时代的过程中，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才前所未有地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联系在一起，学科定位就是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这既是沉甸甸的历史重任，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学科建设必须抓住机遇，实现更大发展。

　　三是国际关系学者更直接参与外交实践，培养了一大批既懂基础理论又懂外交实践的国际关系人才，为国际关系学科的长远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国外交实践更加立体、丰富、多元，高校、智库等国际关系研究单位更多地参与其中，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外事外交活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比如，我国由高校和智库主办的高等级外事活动更加丰富，公开发布的国际问题研究报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有很多报告还是多边联合发布的，影响力更大。有不少活动能力更强的学者更是直接走上外事外交互动一线，到国际场合主动发声。当然，还有一些外事部门的领导干部转型专业研究，一些学者进入外交相关部门任职，发挥各自优势，给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注入了新的活力。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也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我国国际关系学科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以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己任，坚持守正创新，加强学科建设，为新时代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